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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做一士之諤諤......”這就是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傳統和精神，這所組建于炮火連天和民族危難之時的大學，用它剛直不阿、傲然獨立的風骨詮釋了大學的精神，更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華羅庚、黃子卿、吳征鎰等著名人物，如今，當我們遙望它，仍覺得嘆為觀止，贊嘆不已！
何以成就一所戰時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臨時組建的大學？無數學者和專家對之細細研究和深深挖掘，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那時的西南聯大秉承了“以學術為本、以教學為本、以教師為本、以學生為本”的普世公認的大學原則。看看當下中國的大學，與之相距甚遠，弊病頻出，在大學之路上漸行漸遠，這怎能不令無數有良知的國人憤慨而擔憂！
中國大學的弊病究竟出在何處？為什么高校學術造假頻頻現身，為什么大學教授不安于坐冷板凳潛心做科研，為什么教授競相想作官，為什么多數科研成果無實際應用價值，為什么教師只教書不育人，為什么學生只求職而不求知，為什么大學生不讀書......太多的問題值得中國的大學反思，更值得教育主管部門反思。
一、大學精神逐漸喪失，大學核心價值亟待確立
通觀古今，縱觀中外，所有世人公認的名牌大學，都有其傲然于世的獨特精神氣質，而不管一所大學的辦學性質和學科體系有怎樣的差異和不同，其共同的精神和核心價值是相同的，那就是，大學始終是人類文明和文化傳承與創新之地，是人類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之地，是人類追求真理和真知之地，是人類尊嚴得以維護之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大學的職能如何延伸，其追求真理和真知的旗幟將永遠高高飄揚！
然而當下之中國，大學精神喪失嚴重。大學的建筑越來越多，占地面積越來越大，辦學規模越來越大，師資力量日益擴充，可以量化的指標和看得見的硬件設施越來越成為大學推崇和攀比的對象。大學關心更多的是進教育部什么樣的建設平臺，拿到什么樣的牌子，爭取到什么樣的項目和課題，通過什么級別的驗收、考核和鑒定，建成多少國家級科研平臺、基地和站點等，其實歸根結底，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將目標指向了眼前的、短期的、可見的物質利益和經濟效益。至于那些看不見的、摸不著的、影響一所大學精神氣質和核心價值的無形氛圍正一點點地被現實的功利化的東西擠兌的所剩無幾！(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人們變得躁動不安，浮躁無比。不少領導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利占據著優勢資源，處于高校資源的壟斷地位；不少老師上下奔走、杯籌交錯忙應酬只為拿課題、評職稱、把官作；學生只把讀大學當作一種投資行為，忙于應付考試和考證，只為求職而不再求知......少有人潛心坐得住冷板凳追求真理和真知、以學術性、科學性、理性的態度對待大學！即使高校有為數不多的敢說真話、干實事、有能力、有擔當的人，也會因為不識時務而被埋沒和早早地扼殺！
在這樣的大學背景下，何談能出大師級的人物、出轟動于世的學術成就，更何談守護大學的精神和核心價值！用某位歷史學家的話說就是，“失去了核心價值的大學就是一副掏空了靈魂的空殼”。我們期望在這樣物欲橫流、利益當頭的世風下，大學能夠盡早找回屬于自己的靈魂。
二、“官本位”思想越發嚴重，學本位思想亟待回歸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史帶給國人的封建遺毒深不可測，就連被人們稱為人間最后一片凈土的大學也不能幸免，“學而優則仕”、中舉之后“一日看盡長安花”、“一人中舉，雞犬升天”仍在當今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中占據重要位置。
“官本位”的思想在如今的大學極為盛行，據某些記者的調查和某些學者的觀察研究，大學里基本上沒有“官本位”涉及不到的領域，教學、科研、管理、職稱評定、干部任免等凡是涉及利益分配的地方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官本位”的觸角，這些領域都幾乎是官員在主導。大學里的愈來愈嚴重的行政化趨勢又跟社會“官本位”的導向密不可分，我們習慣于將大學分為不同級別，將教授分為不同的級別，將一切可以劃分級別的事物統統劃分為各類級別。
人性的本質中本來就有趨利避害的特點，對于老師們紛紛追求官場似乎也無可厚非， 因為大學里所有的人都知道，當了官可以有更多的人脈，有更多的可利用的優質資源，比如好評職稱、得到更多的科研經費、爭取到更多更大的課題、得到更多的教學資源等等，而在人才濟濟、競爭激烈的大學校園里，如果你得不到這些就意味著將被淘汰，永無出頭之日。在這樣的大學氛圍中，一個安心去教書育人、潛心做學問的老師簡直是寸步難行，過不了幾年就將被淘汰而變得悄無聲息。
“官本位”思想的存在無形中成為大學精神淪喪的重要原因，也導致大學各類腐敗的發生，更給大學的教學科研、人才培養等帶來諸多負面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呼喚高校去行政化，呼喚“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大學傳統。回頭看看竺可楨治下的浙江大學、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學、胡先彇治下的中正大學，無不是以“學本位”著稱并受到世人的尊敬和敬仰，大學官員和教授并無高低貴賤之分，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官員在學術造詣深厚的情況下一樣可以走到教學科研崗位。只有這樣的大學才稱得上真正的風清氣正，才能使老師安于教，學生安于學。
錢學森先生曾經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大學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物”，什么時候中國的大學能夠從“官本位”回歸到“學本位”，也許那時候，離大師級的人物出現也就不遠了。
三、學術評價制度日益扭曲，學術風氣亟待清肅
當今中國大學的學術評價制度重點強調的是發表論文的數量、論文影響因子、主持課題和項目的級別和層次、專利的數量等，并將這些量化的指標與大學教師的職務晉升、職稱評定、年度考核等掛鉤，而沒有人去過問這些科研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以及所謂的學術人才服務社會和地方經濟的能力，更沒有人過問作為一名大學教師其根本職責即教書育人能力的高低、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有多大、學生對老師的認可度和評價的好壞，即使有些教師被社會和學生所認可，但凡不符合學術評價制度下所謂的“科研高產者”，一樣被冷落和封殺，其結果就是逼著這樣的老師無可奈何偏離育人的軌道！
在這樣的學術評價制度下，老師們為了個人利益，不惜觸碰道德底線，造假之風流行，大學學術風氣敗壞。有學者指出，現行的學術評價制度“導致大量無效勞動、重復勞動，催生大量無意義、低質量的學術廢品，篩選出大量智力快感型和追逐功利型的學術人”。同樣在這樣的一切量化的學術制度下，導致真偽難辨，誤識良莠，也扼殺了學者們的創造力和個性，更使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育人熱情喪失。大學的面目越來越像是一所從事科研的機構和一臺生產論文的機器。
學術評價制度的不合理還導致當下很多科研成果并無實際應用價值，因為在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下，在學術評價見物不見人、一切量化的考核指標下，人們都把科研當作晉升、評職稱、評獎的捷徑，追求短期內的成果最大化，這從根本上已經違背了科研的規律，因為真正的科學研究是有周期性的、是來不得半點虛假和浮躁的，正如中科院院士陳佳洱先生所說“一個人一輩子能完成一兩件了不起的事就很不容易了”，科技創新重在質量，不能盲目追求論文的數量。這些速生的科研成果無異是對科研經費和社會資源被白白浪費，這是否值得教育部門、科技部門的深刻反思。
四、人才培養職能逐步邊緣化，教風學風亟待改善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不斷發展，大學的職能不斷得到延伸，繼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之后，大學又被賦予了文化傳承的職能，在這些職能中，以“知識的教學”來培養人才一直是大學的根本職能和目標。然而，由于我國現行的大學評價制度和學術評價制度存在諸多缺陷，導致不少大學重科研輕教學，少有人關心教師的教書育人。這嚴重影響了大學教師教書育人的熱情，也直接影響了大學的人才培養質量。同時，由于大學人才培養的隱形效果無法物化和量化，更無法在短時期內收效，在這個追求“短平快”、急功近利、利益支配一切的社會氛圍里，大學人才培養這一職能越來越不受重視，即使某些大學嘴上時刻掛著人才培養，但仍然是在分著科學研究的一杯羹，大學的人才培養職能越來越被邊緣化。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說過，教育就是“千教萬教教作真人，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科學家愛因斯坦也說過“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具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對于大學來說，尤應如此！然而當下中國的大學卻出現了不少背離這些教育目標的怪現象，諸如老師們不能好好教書育人、不能潛心作學問、不去琢磨如何“傳道、授業、解惑”；學生們不求知只求職、只應付考試不讀書。
去苛責這些老師和學生毫無意義，因為除了教師和學生自身的主觀消極因素之外，有太多客觀的復雜原因。比如當一個老師以高尚的師德、一流的教學水平潛心教書育人時，會因為沒有達到大學的學術評價指標如沒寫出很多論文、沒拿到科研項目而永遠被排斥在職稱評定的大門外，也會因為職稱低而失去晉升提拔的機會，在這樣的處境下，一個老師又有怎樣的動力去堅守底線、犧牲自我利益去維護教書育人的神圣使命？同樣，在一個重學歷不重能力、只看證不看人、一切以分數說話、躁動不安的年代里，讓大學生拋開四六級、計算機、普通話、駕照考試，拋開跟學位和學歷掛鉤的期末考試，拋開能夠幫助他們找到工作的各種證書和培訓，靜下心來閱讀、與偉人深度對話、仰望星空思考人生的意義、感受宇宙的深邃，又是多么的不現實。
大學的人才培養不只是一句口號和目標，它關系著一個民族的未來和國家的前途，未來全球的競爭說到底是人力資源的競爭，一個民族要想立于不敗之地，需要的不是在應試教育模式下培養出來的、有著固定思維而無獨立思考和創造能力的、只在某一方面有專攻而毫無人文關懷和哲學思考的書呆子。大學人才培養的職能不但不能夠動搖，更應該朝著更為健康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淪為大學其他職能的附庸，只有大學的人才培養地位被牢牢確定了，并且相應的評價制度朝著有利于人才培養的方向重新修正，才能夠看到大學的教風學風再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才能真正將人才培養落到實處。
